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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中国出版史研究》年第2期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新型的出版物，数字文本正在重新构建传统的印刷文化。这不仅给社会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给出版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本文首先比较了出版学与出版史学、文本社会学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出版学的最终目的是理解文本交流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随后引入技术分析维度，指出任何时期的文本生产和复制技术都会对社会大环境产生反作用。技术变革推动文本形式变更，因此文本形式具有历史阶段性，数字文本是抄本和印刷文本的延续。最后，本文比较了出版学与媒介研究，认为必须用出版学来研究文本媒介。总之，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版学研究可以借鉴文本社会学、书史学、文献学、媒介研究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当前的文本技术变革为出版学研究提供了历史契机，出版学研究者应当把握机会，积极研究数字文本以丰富出版学基础理论。
关键词
技术变革；数字文本；出版学
作译者
作者：亚德里安·范德·威尔，荷兰莱顿大学教授；
译者：许洁，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教授；
译者：唐文辉，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硕士研究生。
译者序
当前出版发展面临数字化冲击：数字文本爆炸式增长、新型出版物涌现、人们的读写习惯和能力悄然变化、传统出版学的文本概念受到挑战、印刷文化正在被解构……然而出版学基础理论薄弱，许多问题仍然困扰着研究者，例如：出版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如何界定数字文本？如何面对数字文本与印刷文本共存的现状？
这篇文章从文本社会学的角度思考出版学的目的和意义，认为应当突破出版学研究的历史局限性，拓展出版学研究边界以容纳数字文本。同时，作者指出出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版学研究可以借鉴文本社会学、书史学、文献学、媒介研究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这为出版学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有助于出版学研究从更长远、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待书籍和阅读在人类文化中的作用。
这篇文章的原作者是亚德里安·范德·威尔教授（AdriaanvanderWeel）。威尔教授是荷兰莱顿大学人文科学学院社会艺术中心的教授、国际知名出版学研究专家，主要研究方向是现当代文化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书史、数字媒介、英语文化以及媒介研究。
为了促进国内外出版学学者的沟通交流，推动出版学基础理论研究，威尔教授已同意将此文翻译为中文并在《中国出版史研究》上发表。
亚德里安·范德·威尔教授（AdriaanvanderWeel）1
问题的提出
电子书自诞生以来就被人诟病“没有做到彻底的数字化”，并且被当做新型的纸质书模仿物。从事技术创新的人常常引用“无马之车综合症（thehorselesscarriagesyndrome）”来讨论出版业发生的这类现象。例如，曾有人认为最早的印刷书是手写稿的模仿物，并且认为这种模仿完全没必要，因为印刷书在字体的使用上几乎与手写稿没有区别，包括缩写、装饰性的大写首字母缩进，以及标红等。由此看来，电子书需要全面改造，采用数字化手段对其进行“优化”，以避免成为纸质书的复制品。20世纪90年代末，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Adams）在他为航海者“扩展图书”系列（Voyager“ExpandedBook”series）所做的宣传中指出：数字时代出版业的关键问题在于“创新图书形式”。
假设电子书更加“数字化”，结果又会如何呢？电子书还是图书吗？还是会跨越无形的分界线，变为一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游戏或网页出版物？我们需要为电子书发明一个全新的出版物类别吗？尽管这类广义上的“书”至今还没有成为出版行业的主流，但它们仍然是备受争议的焦点。
不管电子书是否得到优化，它都属于数字文本的范畴。不断扩展的数字文本正在颠覆过去相对稳定的文本概念并重新定义“书籍的秩序”或者说“印刷文化”。无论纸质书采用何种数字化形式，数字文本已经对阅读和“书籍的秩序”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很可能继续扩大。数字文本增长势头强劲，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从新闻到博客，从文章到数据库，各种形式的网页数不胜数。我们的交流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依赖媒介，而且大部分是以文本的形式，这加速了数字文本的增长。短信和社交媒体正在取代面对面交谈和电话通话。当下，电子邮件、及时通讯、短信、Whats应用软件、脸谱网和其他文本形式正在爆炸式增长。
在数字化带来的诸多影响中，让研究者最为困扰的是数字文本超出了传统出版学所定义的文本边界。面对书籍的游戏化和视频化趋势，基于文本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虽然社交媒体是重要的文本交流形式，但是出版学研究者真的应该去研究社交媒体吗？在数字化冲击下，我们能否开拓出版行业的利基市场？又该如何描述这个利基市场呢？
不管这些批判性问题存在多大的合理性，我认为出版学应当研究数字化现象。对数字化持观望态度的人认为预测未来是徒劳的，并且反对那些宣称革命的浮夸主张。但是，我仍然认为除了保持理性的兴趣或态度以外，还有充分的理由值得我们研究数字化现象。
2
出版学、出版史学与文本社会学的关系
如何定义出版学，这显然不是一个新问题。麦肯锡（D.F.McKenzie）可能是第一个提出数字文本形式这一概念的人（出自麦肯锡经典著作《文献学与文本社会学》）。麦肯锡认为出版学（或者他口中的文献学）的研究对象要全面且有包容性，非文本记录尤其应当包括在内。他将文献学定义为“研究作为记录形式的文本，以及文本传播过程的学科，包括文本的生产和接受”。学界普遍认可这一定义。然而，麦肯锡对“文本”概念的解释却过于宽泛。他所定义的文本包括“语言的、视觉的、口头的和数字的数据；以地图、印刷品和音乐的形式，记录声音的档案、电影、录像和计算机存储的信息；从碑文到最新唱片都包括在内。”他认为“这些新形式带来的挑战是无法避免的”。麦肯锡当时显然不知道将计算机存储的信息纳入文本范畴会带来多大的挑战，尽管他一定知道将非文本记录形式纳入文本范畴已经带来了巨大困难。
麦肯锡的阐释影响深远，引发了许多讨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我们或许能够穷尽各种文本形式，但是依靠列举来定义“文本”未免过于天真。况且麦肯锡的目的不是定义出版学，而是“重新定义文献学”。
要想打破僵局，我认为不应该将目光局限在出版学应当研究什么，而应当首先思考为什么要研究书籍、阅读和图书贸易的历史。出版学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它的目标是什么，或者应当是什么？麦肯锡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明确回答：出版学应当是“文本社会学的研究”。在20世纪中叶法国社会历史学年鉴学派推崇的书史研究的基础上，麦肯锡提出了文本社会学，这对于传统的英美文献分析学来说是全新的概念。文本社会学“指导我们思考在文本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每个环节，人类行为的动机和交流特点是什么。它提醒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