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少咏
这些年来，在中国文化市场尤其是在电视荧屏上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词汇：红色经典。基于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和文化秩序的考虑，对于这样一种几乎英雄到了所有当今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的文化现象，我们有必要给与认真的审视和解析。
在我看来，这一波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的红色经典改编热潮，是一场全民族的通过重温集体记忆以表现怀旧情结，寻求自我认同和重建理想神殿的渴望的大展示。
一、怀旧是民族集体记忆的一种特殊形式
回忆与怀旧可能是被漂泊无依的感觉困扰得无处遁逃的现代人寻求灵*救赎的最后一束稻草了。
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人生只有一次，具有“不能倒带”的一次性本质；而另一方面，生命皆在成长，花必须开才能谢，人必须向死。但在历史时间中，正向、反向皆可能出现；在倒带中，过去可以出现；在影片中，过去可以重演；在回忆中，生命再一次映现。
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种回忆与怀旧则往往表现为某种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谓的集体记忆。因为在哈布瓦赫看来，“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这种立足现在对于过去的重构，也就是找回埃里亚斯所说的事件心理图景。
在我们的认知领域内，事件总是按照一定的次序历时排列，而非杂乱无章地共存于一个平面的心理图景，不是一种天赋的认知能力，而是他所讨论的一种文明化进程长期发展的结果。首先，互动链的加长，人类协调活动范围的加大，要求在更多的原来不可直接比较的事件之间建立可比较的关系，这种比较关系的建立只有引进第三个公共的、标准化的事件序列作为媒介才成为可能。这第三个序列，粗略地说，就是一定区域内的公共时间坐标。公共时间坐标的建立又使更大范围和更广泛的社会协调活动成为可能。
公元纪年的建立原则上使所有事件都成为可比较的事件，即可确定事件间次序的事件。标准时间的确立反过来又对个人生活中的事件产生了一种制度性的约束和压力。其次，文明化进程要求对人身体的能量进行更严谨的调控和组织，其结果一方面使对个人生活的极其琐碎的定点和划分，一方面在有效降低狂暴性情感迸发的情况下，个体获得了绵延的“同一性”，同时获得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事件历时有序的心理认同。
埃里亚斯观点的意义在于他指出了现代人看来自然的按一定次序感知和记忆事件的能力所需要的社会和心理条件，同时他的研究也隐含了对现代意义上的“事件感”——即任何事件都是一有现实对应性的不可重复的实体——的形成的分析，因为事件获得其“事件性”同其在一个有次序的事件序列上的定位是一个构建过程的两个方面，没有后者，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同他事件混杂在一起的，并且经常是互涵和交迭在一起的，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区分的模糊团，如同水中的水滴（waterinwater）。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商品消费社会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一种新型的记忆书写实践也应运而生。人们在扑面而来的新的社会发展大潮中目睹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化，消费文化的逐渐成型，国际资本的迅速融入，当然更重要的还有整整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的淡漠甚至退隐。“在全球化统一趋势的压力下，历史蜕变为无香无臭的商品，虚化、软化为电视屏幕上的形象。”正因为有感于此，文学、电影、电视界的一批有识之士才开始不遗余力的呼吁直到最终行动起来，致力于努力唤醒人们日渐沉睡下去的历史记忆。文字、音乐、影像，各种同质而不同形的书写实践在中国社会刮起了一股巨大的怀旧之风。
从“毛泽东热”的悄然兴起，到《小芳》、《同桌的你》等流行歌曲的风靡，每天疲于奔命的现代人似乎突然在“故纸堆”里找到了可以让自己忙碌疲惫的身心得以暂时放松休息的“世外”角落。迎合这股社会风潮，在国产电影的创作上也出现了重拍"红色经典"的热潮，其中包括了《烈火金刚》、《飞虎队》（改编自《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等影片以及《红岩》等电视连续剧。这股重拍经典的热潮还波及到像《夜半歌声》、《小城之春》这样更早的经典娱乐片和文艺片。从精神层面上而言，像《夜半歌声》这样的影片多少存在着压抑、消沉、恐怖甚至堕落的情绪，作为20世纪30年代轰动一时的恐怖片，新华影业公司为了宣传《夜半歌声》，不惜制造"《夜半歌声》广告吓死人"的假新闻来恶意炒作。90年代香港重拍的影片同样更具有商业意味。
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电视剧创作中的“红色经典”改编则可以说是年以来我国电视荧屏上出现的一大奇观。《林海雪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红旗谱》等一大批产生于十七年时期而曾经影响了几代人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纷纷被改编成为电视连续剧搬上荧屏，随着这些作品的播出，“红色经典改编”也成为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热门话题，无论是官方、媒体、民间还是演艺界、学术界，人们在谈起这一话题之时，或长或短，都能够说出一些子丑寅卯来。在这其中，大家最为相近的一种说法，就是“红色经典的改编是精神疲惫的当代中国人的一次大规模的旧梦重温”。
“红色经典”的改编隐含着浓烈的怀旧情结，这已经是今天的中国人的一个理性共识。它一方面说明已经成为过去时的故事和人物对于当代人来说仍然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的魅力，因而使得我们在荧屏上重温“红色经典”的光辉旧梦成为可能。另外一个方面，利用当代先进的技术条件重拍这些老片，更可以让它们旧貌换新颜，焕发出新的光彩。
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一部分50年代优秀的革命历史题材电影故事片得以重拍，包括《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等。但总体来看，这些影片还是受到了“四人帮”“三突出”原则的影响，留下了模式化、概念化的痕迹。而今天在“红色经典改编”大旗下重拍的这些长篇电视连续剧，则是一次大规模的集体怀旧。电视艺术家们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使得那些由“红色经典”改编的电视连续剧成为了一场场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传播仪式
重拍“红色经典”的行为是一次最直接也最明显的“阅读记忆”，创作者用这种直白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自己无法经历的战争故事，尤其是将这些故事植入他们记忆深处的经典作品的喜好与崇拜之情，所以无论重拍的作品质量好坏，这种诚意都不能被忽视。对他们来说，这些经典作品是伴随他们一起长大的最好玩伴，是《红岩》、《林海雪原》、《烈火金刚》、《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等红色经典作品在让他们认识并了解战争之余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英雄主义的道德标尺。可以这么说，现在像这些重拍红色经典的创作者们一样大约在35岁到45岁之间的一代中年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基本上都是读着《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红岩》、《平原枪声》这些可以称之为红色经典的文学启蒙作品长大的。
书中的杨子荣、肖飞、马英、老洪、江姐等都是我们儿时最崇拜的英雄。我们都还记得，小时候做游戏时扮坏人的大伙都叫他杨百顺、何大拿，凡是当英雄的都是马英、肖飞，而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最怕人家喊自己特务、汉奸，这种崇拜英雄的情结从那时起就在心里扎了根，一直影响到30多年后的今天。成年之后，这种道德力量依然令我们这一代人深深缅怀。就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成败与否，我们都愿意虔诚地亲自对“红色经典”再顶礼膜拜一次。而把它们重新搬上荧屏，表达我们这一代人内心的对于它们和它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怀旧之情，也正是我们对于民主集体记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随着国家方针*策的不断适时调整和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阶级阶层不断分化，三四十年代开始在上海、北平等大都市培育起来的市民阶层在经历了建国后历次运动的清理后几乎销声匿迹，而在这个新的市场经济时代重新抬头，与之相伴而生的市民意识也由原来的地下状态开始重新浮出水面且呈现蓬勃生长之势。与此同时，电信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促进了大众传媒的日益繁荣兴旺。
这其中，电视以其“即时传播”、强烈的参与性、兼容性以及家庭收视等传播特性而成为了覆盖面最广，受众数量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强势媒体，为以市民社会人群为主导的大众意识的传播交流提供了一个最有效的交流平台。就这个意义上说，大众意识与电视共谋造就的新型电视文化对于传统审美文化格局的冲击是极其有力的，这种新型的电视文化在今天我们的社会生活以致于整个社会传播领域已经开始有了明显的跃居主流之势、我们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今天的精英文化已经逐渐退居边缘，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也不得不下嫁民间以求扩大其影响力与渗透力。
于是，当今的审美文化格局便自然呈现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种力量交融互渗、冲突互动的“大众狂欢”、“众声喧哗”的景观。在这种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社会语境中，各种文化力量的价值诉求在电视领域里表现得最为突出。这首先当然是因为电视媒体具有媒介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双重性质，同时它又是在所有媒体中最为贴近市场的，尤其是*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之后，等于又为电视走进市场提供了坚强的意识形态保障。
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的大趋势下，电视走向市场不仅已经是势在必行，而且有了强大的意识形态支持。走进了市场，就必须按照市场价值规律运作，要以文化市场为中介实现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电视在本质上是*、国家和人民的喉舌，具有无可替代也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性质，因而它的产品也就绝对不同于一般的商品。也正因为如此，在我们今天日常现实生活中，电视文化产品知识容易招致来自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诸多的讨论以致于苛刻的批评。
有些学者提出当代审美文化格局研究的中心是电视文化－电视艺术－电视剧，这是有着相当洞察力的一种真知灼见。众所周知，电视剧运作在当代社会生活中是最具有市场化性质同时又是电视节目类型中艺术表现力最强，承载社会功能也相对较多的一种样式，因此要想更好的把握我们时代的生活脉搏，纵览时代风云的变幻，讨论和解析电视剧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讨论和研究它们，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了解当代审美文化格局的演变和发展，同时也可以促进我们对于电视艺术的创作有一个岗位透彻更为明晰的理解，有鉴于此，我们把一段时期以来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影响的红色经典改变问题引入我们的讨论视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作者/李少咏
李少咏，自号小木匠，逍遥镇人。能熬胡辣汤，会做粗陋的小桌子小板凳。喜欢读书写字，希望以此抗拒生命中的佞戾、虚妄与迷惘，都是半瓶子酱油水准。一生不敢或忘少年时代做木匠学徒时候师傅的一句话：想做一个好木匠，就不能用一根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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