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张舒婷一姓名：止庵坐标：北京职业：作家止庵在他的书房。娄歌/摄-QA-Q：现在大概有多少藏书？A：我们家是个两室一厅的房子，其中的一室一厅都装了书，共有近30个书柜，我觉得大概有两三万册吧。本来是按照类型分的，但现在书柜里都搁不下，好多就在地上堆着，所以家里很乱，也许要再做一个书柜吧。Q：什么类型的书比较多呢？A：中国重新出版的古籍，外国文学，关于电影、戏剧的书，一些诗及文学理论的书，然后就是思想、哲学、历史类的书。Q：最得意的一本藏书是？A：我最得意的应该是细江英公的摄影集，他拍的三岛由纪夫的《蔷薇刑》，细江英公是日本一个摄影家，《蔷薇刑》以三岛由纪夫为被拍对象，我的这本书有他们两人的双签名。Q买书有什么标准？A：是有读的可能性，我对“看看热闹”式的读书已经没有好奇心了。我觉得读书这事可以概括三个词，第一个是不从众，别人读什么跟我无关；第二是不趋时，不赶时髦；第三是不受惑，不盲听别人的推荐。当读书读多了，才能知道这书在一个什么位置上，就跟上哪儿旅行一样，脑袋里边有个地图，读书也是。止庵的书房。娄歌/摄-讲述-收藏的书自己不大舍得看所谓藏书它是有标准的，有下限，不是什么书，买了回家就叫藏书。凡是藏书，书本身肯定有价值，而不在于你读了后它才有价值。打比方，如果你不买它，这书搁店里边就打折降价了，那根本不能叫藏书，用来读的书和用来藏的书是有区别的：在我，收藏的书自己不大舍得看，或者干脆看不了（譬如日文书），而我看的都不是收藏的书。所以藏书，第一是物以稀为贵，首先这书不好找，数量少；第二点是这书有别人想要，你不买他买；第三点是不能再生产。藏书这件事是有价值判断，喜欢书而买书，那是个人的事，藏书得别人也认可。我们家以前我爸爸就是藏书人，但是“文革”时书都被抄走了，一本不剩。因为小时候有过这么一个经历，所以我后来买书呢，就是为了自己读的，你如果不阅读，它就没有价值。我呢，没有看过电子书，买书的方式也没有变化，还是上书店去买，频率没有那么高，大概是一个月左右去一次吧，我常去万圣、三联、涵芬楼，就这几个书店。从来没有做过书账，就记脑袋里。我的书从来不卖，也不跟人换，不借人，也不送人，藏着的都是自己喜欢。看书不会做笔记，也不折角，我过去什么都不弄，现在也只加个纸条，习惯了这样。止庵的书架一角。娄歌/摄我只有极个别的书是藏书，偶尔涉猎，家里边能叫藏书的，可能就个二三百本，就是1%。这几年我买了一些不读的书，比如我到日本买的，后来又跟史航一块对签名本产生了兴趣。这些书的收藏确实是有些不容易，因为确实少有那种书，比如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的签名本，这种是有点价值、有点意思的。平常也会聊聊天吧，但我觉得这东西也没法跟人聊，买书是这样的，你喜欢的东西可能要跟人炫耀，可是呢你没买之前不会跟人说，这是个秘密，都是买到之后才跟人说的。藏书过程其实没有什么不便，书搁哪记住就行，但现在有个问题是年龄大了之后，买书会重，尤其是如果这书没看过，很容易买重，这是个比较悲惨的事，我有本书买了两三本。当然还有一个最大的麻烦，是这书你之前买了但现在不喜欢了，在我不太多见，因为买一本书我都是认真考虑的，一般来讲我读书和买书都不干试验的事，我宁可没看也是宁缺毋滥，这书你没看不是什么损失，你买了本烂书那是损失。二姓名：杨葵坐标：北京职业：作家、出版人杨葵工作室中的书架之一。新京报记者张舒婷/摄-QA-Q：现在大概有多少藏书？A：大几千本吧，一部分书在父母那，一部分在自己家，还有一部分挪在工作室。书主要是文史哲大类，然后画册、字帖。但现在经常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找一本书找不着，后来想算了，干脆再买一本。所以我现在实际上是在减，经常送人书，把一些肯定不会看及不常用的，或者网上有比较可信的版本的全送给人。Q：觉得最得意的一本藏书是？A：得意的太多了，像《伙计》就是，得到了特别开心。这本书还有编码，它原来是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的书。我当时到处买它买不到，但又特别喜欢，只好到图书馆去借，借完了逾期不还按照书价的三倍赔偿，这是大一大二时的事。Q：平时看书有什么习惯？A：我的书都保存得很好，至少八九成新，看了几遍还很干净，当时都包书皮儿，对书特别爱惜，从来不折角，也不做批注，会另外找纸写。但我也愿意借书，记得初中时我的第一个版本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被一同学借走，结果他在家看被他妈妈发现，书被家长生气地撕了，后来他用胶条一页页粘好了还给我，还是很可惜。杨葵工作室中的书架之二。新京报记者张舒婷/摄-讲述-读书是读闲书，买书纯粹为了用我买的第一本书是本儿童文学，叫《湖边小暗哨》，应该是在年，我十岁。真正开始买书是我上初中的时候，契机是我住得离当时的北京琉璃厂很近，那时我开始学写字，在家临帖，而买字帖到琉璃厂是最好的。后来就开始逛书店，每天放学时就把自行车往琉璃厂街边一放，一直逛到吃晚饭时再回家。琉璃厂是当时旧书商的集散地，常出线装古籍，我的一套《史记》，就是在那好几年才配齐的。杨葵早些年收齐的《史记》。新京报记者张舒婷/摄高中时因为西学东渐，我也开始